“苗先生”
文章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b6a082ab0102wf0x.html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的沿淮平原上的乡镇，有这样一个习惯，百姓称呼教师和医生为“先生”，此外，对一些从事占卜、算命、风水等职业的人也称之为“先生”。这或许缘于最底层的民众对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的尊重。当地百姓在称呼“先生”时，可能是口音的缘故，发的音是“xuān shēng”而不是“xiān shēng”。
“苗先生”不是教师也不是医生，当然就是属于后一类的人。
“苗先生”不是男性，而是一个女人，一个生活在沿淮平原偏僻乡村的乡村妇女。
我认识“苗先生”大约是一九七O年代初期。我的叔叔住在张店小镇东面不远的村子，是一名“赤脚医生”。暑假的时候，我到叔叔家度假，就在叔叔的诊所认识了“苗先生”。
“苗先生”叫什么名字，村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几乎所有人都叫她“苗先生”。就连她到叔叔的诊所里看病，病历和装药的袋子上也写的是“苗先生”。
叔叔的诊所就在自己家的隔壁，只是两间土坯房，不过，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农村诊所了。
一天，我正在叔叔的诊所和堂弟们一起玩，从门外进来一个妇女。她佝偻着腰，慢慢地跨过门槛，和叔叔打过招呼，看见我后，可能觉得面生，就向我叔叔打听，在得到答复后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叔叔也向我介绍道，这是村西头的“苗先生”。我打量着“苗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淮乡村的妇女，年龄五十多岁，穿着黑色的大襟褂子，头发盘在脑后，用一根银簪别着，满脸的慈祥。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的右手大姆指的外侧还长着一根手指，只是不长也不能活动。
“苗先生”来诊所是她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想请叔叔给他针灸。经过一番针灸后，“苗先生”的头痛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面部的表情也轻松许多。叔叔没有收她的钱，“苗先生”言谢后，整理一下衣服，走出诊所，向她家的方向走去。
“苗先生”的家离叔叔的家只有七八十米远。村子并不大，东西走向一家挨着一家，一般都是门朝南开。“苗先生”的家和绝大部分人家并不在一排，而是孤零零地在一户人家的南面不远处，只是两间土坯房，门朝北开。
望着“苗先生”的背影，叔叔向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苗先生”。“苗先生”不是本地人，解放前从外地迁移过来，丈夫很久之前就去世了，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也早已嫁到外地。在当地，像“苗先生”这样的情况被称为“绝户”（也就是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意思），因此，“苗先生”被当成“五保户”对待，由生产大队安排口粮等，也有自己的自留地。时间长了之后，听村里年长一些的人议论，称“苗先生”的“当家的”（指丈夫）是个“人物”。解放前在周边十里八村有些名望。日据时期的一个秋天，当地几个村子被日本人征用的军粮在运往日军据点的途中被土匪劫走，土匪派人传话，要人带着现金去赎回。如果不去赎回这些军粮，日本人会怀疑当地百姓是故意和土匪串通“抗粮”不缴，后果不堪设想。只是由谁把赎金送去，却一时没有合适人选。主要原因，一是害怕土匪的残暴，二是送赎金的人也要是日本人信任的人。最后，大家想到了“苗先生”的丈夫。“苗先生”的丈夫在当地百姓中有一定声望，而他的拜把子兄弟又在日本人据点里当伪军队长，所以，他是最佳人选。“苗先生”的丈夫也表示愿意临危受命带人前往。两天后，“军粮”一粒不少被运回，“苗先生”的丈夫却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回来。据同去的人说，土匪头子敬佩“苗先生”丈夫的义气和胆量，要其他人先回，单独留下他一起喝酒，喝完酒再回。几天过去了，“苗先生”的丈夫仍然没有回来。“苗先生”急了，央求一个胆大的村民去土匪处打听情况，才知道她丈夫当晚喝完酒后就连夜走了。土匪头子为了表明自己光明磊落和言而有信，还派出大批喽罗沿着回去的路线寻找，一连几天仍然一无所获。“苗先生”听到丈夫失踪的消息后一病不起，高烧数日不退，胡话不断。几日后的一天，“苗先生”突然从昏睡中醒来，让只有几岁的女儿将村里“有头有脸”的人请到家中，声称她的丈夫托梦给她，让去接他，并且她的丈夫就在村子东南不到十里的湖里，甚至说出了具体位置。“苗先生”所说的“湖”实际上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沼泽或者湿地。人们尽管不信“苗先生”的话，认为她被“烧糊涂”了。但是，考虑到她的丈夫是为了大伙的事情才失踪的，所以，就派人按照“苗先生”所指引的方向和路线前去寻找。结果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几乎就在“苗先生”所说的地方，人们找到了她丈夫的遗体还有陷入泥沼被淹死的马匹。后来人们推测，可能是“苗先生”的丈夫喝完酒后，为了能够早一点到家，就选择了一条从“湖”区穿过的近路，失足陷入泥沼，加上喝了太多的酒，结果送了命。
丧夫的“苗先生”从此在百姓眼中变得神神叨叨，经常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加之她“非寻常人”（指她有六指），又结合她大病一场后对她丈夫遇难地的准确预测，当地百姓开始称呼她为“苗先生”。
“苗先生”并不像一般江湖术士到处走乡串镇，她就是呆在家中。周边的百姓如果有事就去家中找她，然后她就在家中给人“排忧解难”和“指点迷津”。“苗先生”的方法和别人不一样。她既不需要生辰八字，也不用易经八卦。她就是在香炉里点上一柱香，然后自己点上一根纸烟，将纸烟立在一只水烟袋上后，口中开始念念有词，一般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后，就会将结果告诉来人。据说，她的功力不错，经常有人来请她“帮忙”。她作法事的时候会关上房门，不让其他人进入。我之所以知晓上述的一切，缘于我的顽皮。为了能够满足我的好奇心，我竟然用两毛钱的“大价钱”哄骗一个小朋友在“苗先生”的床下躲了几个小时才得知“真相”。
一九四九年后，“破四旧，立四新”，“苗先生”被公社“请”去“学习班”，从此以后，“苗先生”的活动转入地下，周边的百姓只能选在晚上来找“苗先生”。“文革”初期，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将“苗先生”绑去游街示众，并且将其家里的一干迷信用具全部砸烂，从此，“苗先生”失业了，只好转行做了“接生婆”。
在当时的沿淮乡村，百姓家生孩子一般不去医院，除非出现难产等。由于乡村的交通和通讯都十分落后，等到需要找接生婆的时候，基本上孕妇已经快要临产了。
“苗先生”做了接生婆后，非常尽心尽力，随叫随到，有时候，夜半三更有人前去求助，她也是一句怨言都没有，立即收拾停当踏着夜色前去。可能是天意，“苗先生”在多年的“接生”过程中，没有出现过一例“死婴”或伤残事故，大都非常顺利。久而久之，百姓认为她有神仙相助，所以每当一个新生儿出生之后，添丁或添女的人家都会给她送上一份比较厚重的礼物。实际上，所谓“厚重的礼物”也就是一筐染成红色的鸡蛋和一篮子“馓子”（一种油炸食品），很少有现金收入。
我认识“苗先生”后，她也多次邀请我去她家玩。她的家有两间房，房间里只有一个小窗户，而且被破旧的报纸糊上了，加上门朝北，房间里较黑。家里除了有一张老式的木床之外，还有粮缸和一些老旧的木头箱子，厨房也在屋里，只是烟囱在外面。可能是长期缺乏光照的原因，屋里有一般潮湿和发霉的味道。我每次到她家里，她总是像变戏法一样从某个地方拿出一两个红鸡蛋给我吃，这些煮熟的红鸡蛋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难忘的美味，让我许多年后依然能记得当初的味道。
我认识“苗先生”时已是“文革”后期，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近尾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找“苗先生”占卜算命的人又多了起来。这些人中不仅有普通百姓，还有基层干部，他们将自己的苦闷和不解向“苗先生”倾诉，希望她能够“指点迷津”。“苗先生”的香炉早已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砸烂扔掉了，这个时候，在香炉中焚香的程序就被省略了，但她仍然会点燃一支纸烟，插在已不能使用的水烟袋上。在袅袅的烟雾中，“苗先生”用自己的语言为来人答疑解惑和指点迷津。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愁眉苦脸、哀声叹息的人走进她的家，出来时已变成满脸疏朗、神情轻松的人。我对此十分不解，只是对于孩童的我，“苗先生”也不多说什么。有时候，她会说，你长大就懂了。
我叔叔对“苗先生”非常照顾，一般小病小痛，都不收“苗先生”的钱。“苗先生”也非常感激，只要有空，她就会到叔叔的诊所坐上一会和叔叔聊聊天。
“苗先生”的女儿据说嫁到了很远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女儿，据叔叔说，他也只见过一两次。我上初中之后，也多读了一些杂书，可能是有了一点见识，让我对“苗先生”有了更多的认识。特别当我目睹了一件事情之后，让我对“苗先生”又多了一份钦佩。
一个暑假的午后，我正在叔叔诊所里听“苗先生”和叔叔聊天，突然看见几个人抬着一个年轻女人从门外进来。原来，这个年轻女人因为家庭和感情问题想不开喝了农药自杀。叔叔给这个女人做了洗胃和其他救护措施。可是，这个女子被抢救过来后，第二天，又一次吃安眠药自杀，幸亏被家人发现及时，再一次被送来诊所。被抬到诊所后的女人拒绝一切抢救措施，局面一度僵持。站在一旁的“苗先生”看到这个状况，对这个女子的家人说，把人交给我吧，如果出什么意外，由我负责。这个女子的家人对“苗先生”也早有耳闻，但是，还是有些担心，一时犹豫不决，可是面对这种状况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同意将女子交给“苗先生”。“苗先生”吩咐女子的家人将女子抬到她家中的床上，然后就将其家人请出房间，关上门后，开始了她的“治疗”。两天后，该女子走出“苗先生”的家，一切已恢复正常。面对送出家门的“苗先生”，女子长跪在地，给“苗先生”叩了三个头后离去。后来，听村上的人说，这个女子回家后一切如常，只是变得贤淑懂礼，勤劳有加。
一九七O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苗先生”。一九八O年末，叔叔到城里看我，提起“苗先生”，叔叔说“苗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有时候，她和叔叔闲聊时，还能够记得我。一九九O年代中的一个夏天，叔叔到北京来探望我，闲谈的时候，忽然想起“苗先生”就向叔叔打听她的情况，叔叔沉默了几秒钟后说，一年多前她死了。原来，一年多前，“苗先生”感觉身体不适，就去找叔叔看病，叔叔诊断后亲自陪她到城里的大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癌症晚期。叔叔本来想瞒着“苗先生”，可是她还是知道了。回到家后的“苗先生”平静地将后事安排好后，亲自步行到镇上，买了酒、肉和许多菜，回到家后，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将曾经帮助过她的人请到家中吃饭喝酒，从不饮酒的“苗先生”也喝了几杯。酒宴散去，“苗先生”将一切收拾停当后，悬梁自尽。听了叔叔的讲述后，我和叔叔双双陷入了沉默，仿佛空气凝固了一般。
二OO七年春，我特地访问了曾经生活过的小镇，顺道去看望叔叔。叔叔的新家搬离了原址，“苗先生”的家则早已坍塌，原址上光秃秃的，连一颗树都没有。今年（二O一六年）清明前夕，我借出差的机会去村里看望叔叔，看到原来人口稠密的村子已经沦为“空心村”，只有一些老人、孩子和年迈的妇女还生活在村子里。
“苗先生”的坟就在东南湖的一处麦田里，矮小，没有墓碑。据说，“苗先生”去世后，每年的清明节，都有一个妇女到“苗先生”坟前烧纸祭拜。我沿着田间小路向着“苗先生”坟的方向慢慢走去。春天的沿淮平原上，葱绿的麦苗随风发出飒飒的声响。我看见，在低矮的“苗先生”的坟前，一个由油菜花和其他野花编织的花环被放置在一颗刚刚种下的柏树的旁边。花环上的小花依然鲜活，在春风中摇曳着，似乎要对着春天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