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矿业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与贸易国，在全球矿业版图上的枢纽地位以及示范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正因为得益于矿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快速完成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任务，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较为坚实的资源基础。

但应当看到，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世界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不断开创新时代矿业发展新局面，为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障，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矿业未来发展的新使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的绿色治理，也必将给中国矿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受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向低碳多元能源转型，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非常规油气资源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加速发展以及低碳化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等变化的影响，世界各国对关键矿产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能源需求结构的调整，可能会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进而可能导致地缘政治不稳定。随着地缘政治成本的上升，世界将面临对关键矿产资源新的甚至更加严重的依赖。诸如，以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发展转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低碳绿色资源技术革命，创造了新的地缘政治依赖性、风险和脆弱性，因为这些资源和技术取决于不间断的关键矿产资源供应。

关键矿产资源供应安全看似是资源短缺或危机问题，实则反映了技术进步、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能源转型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为此，以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已成为世界各经济体关注的重点，如美国2018年发布《关键矿产清单》，2019年发布《确保关键矿物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2019年6月美国出台《能源资源治理倡议》，致力于联合资源丰富的国家，形成整合的、具有弹性的全球产业链；2020年成立“关键材料核心小组”来应对关键矿产供应风险；2020年9月30日特朗普在前往明尼苏达州竞选活动的途中签署了《解决依赖外国关键矿物对国内供应链构成威胁的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对美国政府关键矿产政策进行更为全面、细致、激进的布局，将关键矿产的对外依赖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动用紧急法案赋予的权力，从资金、法律、环保、贸易、研发等方面给该命令的实施大开方便之门，力推关键矿产的产业链自主化，以消除对外依赖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欧盟发布《欧盟原材料2050愿景与科技和创新路线图》，并不定期更新关键原材料清单。日本发布《稀有金属保障战略》，综合考虑资源条件、技术现状与工业发展需求，优选出31种关键矿种。澳大利亚发布《澳大利亚关键矿产战略2019》，对关键矿产实行分类管理。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也从持续快速增长时期转入微增长的平台期；但是，铜、镍、钴等关键矿产资源短缺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对外依存度仍呈上升趋势。中国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的重点已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急需的关键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已由传统能源向非常规能源转化。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国家关键矿产资源与能源供给安全必须突破以数量或规模、成本为目标的市场供给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关键矿产资源与能源供应安全必将渗透到产业经济和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领域，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生态环境约束也已成为关键矿产资源与能源供给安全投射空间，国家关键矿产资源与能源供给安全面临政治边界、经济边界、市场边界、技术边界、生态环境边界和资源边界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制定以新的矿业周期为前提、绿色环保矿业新形象树立为标志、关键矿产资源与非传统能源资源找矿突破为重点、聚焦关键矿产资源与能源全生命周期与全产业链管理为方向的国家矿业发展战略与行动计划，是我国矿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有效选项，也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具体包括：

（1）树立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的矿业绿色治理理念，平衡矿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重塑矿业形象。构建一个贯穿矿产资源与能源勘探开采加工、运输、消费、贸易等环节，政府顶层推动、市场利益驱动与社会参与联动的“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将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融入到各类主体自身的发展需求中，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矿产资源绿色供应链、产业链、消费链与创新链，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科学合理地进行矿产资源与能源全产业链布局，构建资源能源节约与循环综合利用、环境友好相协调的矿业发展体系，推动矿业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并且为构建绿色、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矿业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2）聚焦关键矿产资源与能源全生命周期与全产业链管理，以关键矿产资源与非传统能源资源找矿突破为重点，实现产业链由开采向加工冶炼、分离、制造、消费和回收等全生命周期过程的延伸，推动矿产地质调查转型升级。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调查分析自然生态各要素交互作用的时空演化规律，支撑关键矿产资源与非传统能源资源找矿突破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源头管控与空间布局优化。以守住资源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底线、服务支撑自然资源复合生态系统优化为目标，以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为核心，更加注重对地质、资源、环境、灾害变化过程，以及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动态调查监测和数据信息的实时获取，优化矿产地质调查结构和布局，加快推进关键矿产资源与能源全生命周期与全产业链监测网络体系的建立，推动矿产地质调查转型升级。

（3）积极融入并争取引导全球能源与关键矿产资源绿色治理，加强能源与关键矿产资源安全领域的公共外交，充分发挥多边机制在气候变化谈判及全球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一个绿色治理的典范。一方面，深入推动国内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发展更加先进与环境友好的矿产资源与能源技术，提高关键矿产与能源供应链、产业链自主化水平，以减少对外依赖。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的形成，统筹考虑关键矿产资源与能源供应国内外安全，积极参与全球矿产资源与能源治理制度建设，在外交层面构建内外联通的矿产资源与能源治理体系，提高在全球矿产资源与能源治理制度建设中的话语权；加强绿色国际合作，促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绿色供应链、产业链的发展，推动全球绿色繁荣，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4）以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为抓手，充分发挥国有矿业资本在提升矿产资源与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创新与绿色发展引领作用，带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推进国企民企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矿业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矿产资源监管体制，推动国有矿业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优化调整现有矿产资源与能源成本核算与考核体系，开展关键矿产及非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利用的额外性评估，即综合考虑其在国家资源安全、技术创新等领域的公益特性，以及在保障社会民生和应对重大挑战等方面的特殊保障作用，对其经济性进行额外成本核算，并对其环境影响进行审计评估与绿色认证，从整个价值链（包括其供应商和全生命周期视角）消除环境不友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