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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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给出的名词释义，票证时代是指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按人口定量发行粮票、布票等专用票证用于购买物品的年代。

票证的发行和使用是物质短缺匮乏的代名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蔓延全国的大饥荒我没有亲历过，但是，在偶尔听到父母谈及当时的情景时总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当时的他们已经参加工作，属于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但饥饿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而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姓来说，“大饥荒”的记忆会伴随他们一生。

相关资料显示，从一九五五年国家发行第一张粮票开始，中国百姓开始进入漫长的“票证时代”。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豆制品票、工业劵……各式各样的票证成为了百姓生活的基本保障。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上述情况开始好转，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凭票供应的除粮、油以及电视机、自行车、洗衣机等商品外，其他商品基本上可以满足供应。到了一九九三年后，粮票谢幕，“票证时代”走入历史。

我有记忆的年代始于七十年代初，我和我的父母当时住在淮河北岸的一个小镇上。小镇实际上就是沿淮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农村集镇，镇子上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只有一小部分是手工业者和半农半商的百姓。我父母是小镇上为数不多的吃“商品粮”的“公家人”。这在当地百姓的眼中是令人羡慕的，也是高不可攀的。

实际上，我父母被“发配”到小镇上工作的时候工资很低，他们既要抚养我们，还要赡养老人，而且家中的几个孩子也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吃饭穿衣已经赶上成年人。我记得，我们当时每月定量供应的米、面只有二十七斤，每人每月供应四两豆油。买米、面时要用专门的粮食供应本。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平日把粮本像宝贝一样收藏着，每月都要不定期去五、六公里之外的公社粮站去购买米和面。每到需要购买米、面的日子，父母都要从锁着的抽屉里小心地拿出购粮本，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数字，盘算着要如何搭配购买的米和面才能够让一个月的生活能够平稳度过。我曾经偷偷翻看过那本决定我们温饱的小本本。本子的封面上除了印有毛主席语录外，里面的内容除了供应的粮食品种外，只有每个月和每个人名下的数字以及数字后面盖的红色长条人名章。粮食和食用油每个月都不够吃，因此，父母每个月都要到镇子的集市上去买一些杂粮，还会买一些肥猪肉或者猪油回来炼成白白的油脂以供炒菜用。

据父母说，在他们五十年代上学的时候，连肥皂和女人用的草纸都需要票证才能买到。到我记事的时候，尽管肥皂之类的日用品不用票证了，但粮票和布票等日用品仍然是需要票证的。粮票还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流通粮票”，如果出差或其他事由离开本省（直辖市）就要去粮站或找熟人将“地方粮票”换成“全国流通粮票”。可能因为居住在乡镇的原因，我们在小镇生活的许多年里，没有使用过白菜票，副食品票和肉票则经常用。副食品票和肉票一般都在节日来临的时候才会有，特别是春节的时候。我还记得在几个中秋节前也发了月饼的票证。

其他的记忆就是，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都需要票证。据父母说，曾经一个时期买半导体收音机也需要票证，还要单位出具证明，据说是怕有人收听“敌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全家搬到了城里居住，票证比以前更多了。其中就有购买大白菜的票证，还有买鸡蛋的票证，五花八门，票证充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离开父母去外地上学。临行前，父母就找人换了几十斤的“全国流通粮票”给我带着备用。学生时代的我每个月要买五十斤左右的饭票，有的月份还曾达到五十五斤以上。由于每个月学校的定量供应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胃，父母不得不每个月换一些全国流通粮票寄给我。

票证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还是有价的。从农村到城里卖鸡蛋的百姓就既收人民币也收粮票，全国流通粮票比地方粮票在同面值的条件下，可以换来更多的鸡蛋。

我毕业后分到外经贸部门工作，粮油的票证依然存在，只是又多了许多的票证。买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都需要票证；购买名牌的自行车和缝纫机也还需要票证；去稍微有点档次的饭店吃饭仍然需要粮票。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会经常去一些涉外宾馆或限制性商业场所，尽管里面的商店和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但是，用人民币却不能购买，而需要侨汇券或外汇券。在那个时代，手里拿着特殊票证出入那些限制场所的人是普通人眼中的特殊阶层人士，是地位和金钱的双重象征。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票证开始渐渐地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记得五、六年前，我在出席国家有关部门召开的“去产能”会议上，眼瞅着公布的各种数据，心里涌现出诸多感慨。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国家就从商品短缺时代进入到过剩时代。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是解放思想，是开放，是改革，是不争论，是邓小平先生倡导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

也许，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愿意重回票证时代，因为那是没有尊严和充满屈辱的时代，也是不堪回首的年代。

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挤过比肩继踵的人群，我们时时感受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充斥在社会的角角落落。尽管有些人士痛心疾首地“说物质世界丰富了，精神世界却贫瘠了”，但是，我依然相信，在物质贫乏的社会，人们的精神也不可能普遍富有。我国古代的政治家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社会上的普罗大众都富足了，才能谈及其他，否则一切都是“乌托邦”。

秋天来了，丰收的季节来了。人们收获着果实，也收获着满足和对未来的憧憬。

生活在物质丰富时代的人们是幸福的，饥饿年代和票证年代终于远去了。在回望和总结历史的同时，我希望票证时代不要再来，永远也不要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