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碳达峰”“碳中和”“3060”双碳目标的进一步明晰，“碳中和”的讨论热度蹿升。一时间，非二氧化碳、碳补偿、森林碳汇、碳捕获等概念很是热闹，一些资本运营商更是从中嗅到了巨大商机，跃跃欲试。与此情形相左的是，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实体企业行动上不温不火，面对未来脱胎换骨式的召唤，显然还没有做足功课。笔者以为，迎接“碳中和”考验，企业和社会公众都要增强紧迫感，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练好内功。
首先，看到市场机遇的同时，更要有攻坚战、持久战的心理预期。实现“碳中和”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长，最有效的路径是节能减排，主要是减少化石类能源消耗的增长。但目前，我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不少地方还处在经济欠发达的状态。一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控制碳排放增量、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样的“两难”命题不好求解，既不会一蹴而就，也难以做到“立竿见影”，需要久久为功，长期坚持。对一些火电、石化、钢铁等企业来说，更多的则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酸楚和无奈。
其次，要明确路径设计，及早付诸行动。创新和重构发展理念、管理方式、技术路线，既要丰富原有的路径，更要坚持问题导向，依托科技创新探索新的路子。譬如，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地质封存，是现阶段减少二氧化碳大气含量的有效路径，但目前试验阶段的单位成本偏高。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学习借鉴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开发利用页岩气的经验，进一步畅通碳排放的高效捕获、快速运输和地质封存产业链上下游的联系，组建地质储碳应用联盟。通过实现一两个关键技术的突破，推动完善技术体系和实现规模化生产，以规模效应把单位成本降下来，十分必要也完全可能。
同时，还要加强制度供给，完善“碳中和”政策支持体系。从实质上说，实现“碳中和”是一种由政府来进行调控的社会管理行为，具有外部经济性的特征，需要相应的政策驱动来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比如，制定高碳低碳产业的目录，明确各级行政区、重点行业企业的碳排放控制指标；对主动调整能源结构、参与减排行动的企业，予以财政补助和税费支持；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引导企业、科研机构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完善碳交易市场规则体系，引导和激励资本投向“碳中和”相关研究、产品生产；对划定的地质储碳场所，进行区域保护和规定准入限制，保障储碳场所安全；鼓励公众节约能源、低碳出行、物质循环利用等，提升建设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方式的行动力。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实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需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践、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