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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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湘江这个地理名词应该是中学时代的事情，后来，在诵读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长沙》后对湘江这个名词印象更加深刻，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到湘江边体味“独立寒秋”的感觉和意境。只是许多年过去了，我却一直无缘像诗人一样伫立橘子洲头看湘江北去，更没有机会到湘江“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可能正是少年时的认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湘江在我的意识中一直是湖南的代名词。

如果没有参加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的采风活动，我对于湘江地理方面的错误认知也许还会继续下去。正是因为这次采风活动让我认识了位于广西桂东北的湘江。从认识湘江的源头开始，我也粗浅地认识了桂东北湘江两岸的历史、人文和发生的重大事件。

湘江是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中的主要河流。关于湘江之源有四种说法，其中三种源头说均为广西。比较正统的说法是源自广西兴安县白石乡的石梯，河源为海洋河，北流至兴安县分水塘与灵渠汇合后始称湘江；第二种源头说是源自广西灵川县龙门界；第三种源头说是源自广西兴安县南部白石乡境内海洋山脉的近峰岭，河源称上桂河（白石河），往东流至西波江口始被湘江；第四种源头说认为湘江源自湖南永州蓝山县蓝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野狗岭，河源为潇水，在永州市的萍岛汇合广西来水称湘江。学界较流行的说法是白石河源。

不管湘江现今有多少种源头说，根据历史和学界的通常记载和普遍认识，可以确认位于广西兴安县以及灌阳县的河流均为湘江（湘江上游）。

兴安县海拔较高，自古有“兴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的说法，形成“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景观。

流经兴安县的海洋河以及上桂河（白石河）以及贯穿灌阳县境内的灌江实际上都属于湘江上游，在其境内的许多河段在历史上就已经被称为湘江。

位于桂东北湘江两岸的行政区划中有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等县，而我们此行的活动区域也主要集中在许多县域内。

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再从一个目的地到另外一个目的地，我们不断湘江边走过，不断从左岸走到右岸，再从右岸走到左岸。在行走和寻访的过程中，也让我对位于桂东北的湘江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

或许正是因为湘江的缘故，居住在这里的先民能够充分利用湘江的水运优势发展当地经济，接受来自楚地和中原的文化熏染。因此，两千多年以来，该地区经济和文化较广西其它地区要发达和进步，特别是文化方面。根据史料记载，兴安县在宋、元、明、清时期，全县曾出过进士六十人，文举二百零二人，武举六十三人。境内有创建于乾隆年间的漓江书院。兴安县的民间文艺也较发达，是桂剧、彩调的故乡。灌阳县也是文化底蕴较深厚的地区。隋大业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已有县学出现，是广西创办县学最早的县；明洪武八年（公元一三七五年），始建社学；万历二十七年，创办观澜书院；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一九年）办义学；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创立龙川书院。据史料记载，灌阳县在明朝时出过三位文科进士，清朝出过十三位进士。灌阳的千家垌还是世界瑶族的发祥地。而龙胜县的龙脊梯田被称为“天下一绝”，距今已近七百年历史。

在桂东北的湘江两岸，散布着众多的文化名村和名镇。许多的村落和建筑，因为时间的缘故，外观和高墙已经斑驳，但是，透过这些历史遗存，能感受到这里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行走在桂东北的湘江两岸，不能不提及一处伟大的古代水利工程，它的名字叫灵渠。

灵渠位于兴安县境内，建成于公元前二一四年，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作，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统一六国。为巩固皇权，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分五路大举进攻岭南。因山路崎岖和粮草不济而久攻不下。于是，始皇令史禄凿灵渠以通粮道。灵渠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原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灵渠也是一条跨越湘江和漓江两大流域的古运河，与陕西的郑国渠，四川的都江堰一道并称为“秦朝三大水利工程”。郭沫若先生称之为“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灵渠的诞生，才促进了桂东北地区湘江两岸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才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印迹既有楚地和中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岭南文化的元素。或许，正是中原和楚地以及岭南文化的融合，才使得历史上的桂东北湘江两岸人杰地灵，文韵深厚，经济绵实。

两千多年以来，在桂东北的湘江两岸或许发生了数不清的历史变故和重大事件，也曾涌现出无数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或许这一切都不能和发生在八十多年前的那场重大战役相比，也没有任何一场战役比八十年前的那场重大战役更悲壮，更血腥，更有意义。这场战役就是八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湘江战役”。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曾经发生了数不清的大小战斗和战役，但是，湘江战役无论从规模、惨烈以及意义等方面都是其它战役无法比拟的。

从灌阳到全州，从全州到兴安，从兴安到资源，从资源到龙胜，我们循着八十年前红军的足迹，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和伟绩。在每一处旧址，在每一座烈士纪念碑前，我们用心聆听那来自八十年前的英勇和悲壮，我们用澎湃和激动的心情表达我们的崇敬和敬仰，我们用语言和行动向先烈和英雄宣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

湘江战役又称“湘江之战”，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全州战役”。全州就是我们采风团此行的目的地之一。这场战役是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的一场最大战役，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战役。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欲将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的图谋。红军经过湘江战役，部队战斗人员和从苏区撤出的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湘江战役主要由“新圩之战”、“界首之战”和“觉山之战”构成。湘江之战让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据后人回忆，平生极少流泪的林彪当时望着满山遍野的灰色尸体泪如泉涌。在我们走访红军遗址以及凭吊红军烈士纪念碑时，陪同我们的党史研究人员以及讲解人员不止一次提及，在湘江战役涉及的几个县域内，埋葬红军烈士最多的陵园也只有十八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烈士的遗骨都已经无法找到了。据介绍，湘江战役后，在全州的湘江转弯处，有一个叫岳王塘的地方，该处江水流速较缓，上游漂下的尸体几乎全都汇在此处。在水弯处，一眼望去，红军遗体遍布河道，一片灰色，甚至阻塞了河道。当时，在湘江两岸的百姓中就流传了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湘江战役以红军的巨大伤亡换来了红军战略的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参加过此役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都不愿回忆和提及，或许是不愿回首，或许是根本无法回首。

桂东北的六月，可能正值雨季的原因，湘江长游的江水并不清澈，也不湍急，不时被浅黄色和深绿色混合在一起，偶有从上游山区冲刷下来的树枝和杂草夹杂在江水之中。

或许是天气炎热的关系，江上几乎看不见渔船，河边的堤坝上也少有路人，只在水流较缓的地方，偶有顽皮的孩子在江中戏水。

我伫立在湘江边上，望着这条蜿蜒北去的江流，思绪似乎也随着江水向远方走去。

这条曾被我误读的隐藏在桂东北山区的湘江，本来是可以静静地在桂东北的崇山峻岭中流淌千万年的，却因两千多年前灵渠的修建让这条河流成为了一条沟通中原、楚地以及岭南的重要水道，从而为这里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带来了商贾巨富，带来了南来北往的才子佳人，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争斗和战争。

面对着汤汤北去的湘水，我似乎看见了在长长的历史时空中，湘江上的船帆以及湘江边纤夫的身影挤满了这条不宽的江流，江边熙熙攘攘的码头上的酒旗在江风中猎猎摇荡。在这些南去北往的行船上，还有赴任或卸任的官员以及赴京赶考的士子和返乡省亲的乡人。

随着一九二八年桂黄公路的通车以及一九四O年湘桂铁路的建成，这条黄金水道才渐渐衰落。我似乎看见了湘江边民众失落的神情，也听到了当地文人发出的慨叹。

就在这条黄金水道走向衰落的年代，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在这里发生的一场血战，又让即将被世人遗忘的桂东北的湘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一支穿着灰色军服的红军队伍被称为“国军”的队伍围追堵截在这里。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这只行动迟缓，拖家带口的红军队伍以牺牲三万多人的代价才渡过这条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河流。尸首堵塞了枯水季节的河道，鲜血染红了流速缓慢的江水。也许再也找不到比这次战役更惨烈的场景，也许再也找不到比这次战役更悲壮的场面。我相信，在如此惨烈和悲壮的战场面前，湘江也会呜咽，湘江也会愤怒，湘江也会沉默和无言。

湘江之战，红军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战略上的胜利。湘江之战的惨烈和教训直接导致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湘江之战的惨败，唤醒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中走向行动，从而将一个可以带领年轻的革命队伍走向胜利的历史伟人推上了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行走在桂东北湘江的两岸，徜徉在古老的灵渠身边，追寻着历史长河中的帆影，感受着历史带来的变迁和警示。

两千多年的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桂东北的湘江？中国革命的转折为什么选择了桂东北的湘江？难道只有等到尸骨堵塞了河道，鲜血染江了江水才能换来历史的转折吗？

望着蜿蜒北去的湘江，望着默默流淌的江水，我希望得出答案。

湘江北去，湘水北流。它曾经在万山红遍的季节，在橘子洲头，偶遇一个壮怀激烈的青年，正携来百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只有北去的湘江知道答案，它带着这个答案走进洞庭，汇入长江，奔向大海，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和新中国的诞生。（△作者：肖江，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