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大寨的细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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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印迹，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有其所处时代的家国记忆。

大寨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印迹，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心中难忘的家国记忆。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刚有些记忆。当时的我随父母住在淮河北岸不远处的一个小镇上。小镇和沿淮平原上众多的乡村一样贫穷和落后，基本上处于半原始状态。小镇上的人们知晓外部的信息靠的是广播（俗称“大喇叭”）和邮递员每周仅送一次的报纸。收音机在那个时代的小镇也是稀罕物，农民家庭很少有收音机，受过教育的农民也不多，他们除了听广播外，只能靠农村干部在平常开会或聊天时传递出一些国家和外部世界的消息。

我家里有一部台式收音机，也是家里的“镇宅之宝”。每天一大清早，父亲起床点燃煤炉做饭时就会打开收音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也在收音机里传出的字正腔圆的声音中睁开双眼开始新的一天。久而久之，有两句口号让我慢慢地记住了，那就是“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上学后，在小学和初中的课本上，也看到了这两句口号，知晓了“铁人王进喜”以及“陈永贵和郭凤莲”。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沿淮平原这个交通和资讯都十分落后的偏僻小镇也同样感受到“农业学大寨”对农民和农村的影响。“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出现在最偏僻农村的农民土墙上，也经常挂在淳朴厚道的庄稼人的口中。

我父亲曾经在1974年前后去“支农”，“支农”的公社就在小镇不远处。正因为这样，家里经常会到访一些公社和大队书记。忽然有一天，一群穿着光鲜的公社和大队干部在家门口操场上集中，乘坐着拖拉机到县城去。看到他们兴奋的表情，我悄悄地问父亲：“这些人要到哪里去？”父亲告诉我：“他们要去大寨参观学习。”望着拖拉机远去的影子，大寨这个名字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十多天后，这些参观学习归来的公社和大队书记们在学校的小礼堂里向群众讲述他们的参观学习体会时，激动的声音和羞愧的脸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也在看露天电影时，在电影正片开始前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中经常看见一个头扎白毛巾、衣着中式衣褂的农民打扮的中年人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出席会议和接见外宾。父亲告诉我，他叫陈永贵，原来是大寨的书记，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

我还从课本上知道了“虎头山”和“铁姑娘”，知道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和“三站狼窝掌”的故事。故事是感人的，也是催人奋进的。只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大寨实在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尽管我十分向往，但却从来没有奢望去参观一次。

这个愿望伴随我许多年，即使我学习工作在北京之后，大寨依旧是一个遥远的所在。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曾经数次到访山西太原，也曾几次放弃去祁县、太平、平遥参观的机会，总希望去大寨看一下，都因为时间和临时有其他事情的缘故，没有能够如愿前往。

今年8月下旬，我因事再一次到访太原，在完成手上的工作后又一次想到了大寨。在朋友刘芳亮先生的安排和陪同下，我终于能够有机会访问大寨，了却我多年的心愿。

8月30日早晨，天气阴沉，气温稍凉。我们从太原出发沿太旧高速公路经过两个小时的行车，到达昔阳县城。和我们一起同行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家乡就是大寨的邻村，此行正好作为我们的向导。

在我未到访大寨之前，以为大寨地处黄土高原的犄角旮旯，位置偏远。没有想到的是，大寨就在昔阳县城的边上，距离也只有两三公里。近年来，随着县城的外延，大寨几乎和县城连在了一起。

从昔阳县城干净宽阔的街道上穿过，道路两旁耸立着许多新的楼宇，广告牌也比比皆是，只是许多新开发楼宇下面的门面房依然空着，能够感觉到房屋空置率比较高。随行的李先生指着一处房产项目告诉我，那是郭凤莲的儿子开发的。

转过一个写着巨幅“农业学大寨”红色标语墙的路口，大寨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乘坐的车辆没有马上进入村里，而是一直向虎头山上开去，在经过收费站后继续前行，不远处就是由郭沫若题写名字的“大寨展览馆”。据李先生介绍，大寨展览馆新馆是郭凤莲在1990年代重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修建的。展览馆是一处“回”字型的院落，进入院落后，院中央耸立着陈永贵的半身塑像，塑像中的陈永贵依然是头戴毛巾、身着中式衣褂的农民打扮，微笑着注视前方。院落中栽种着柏树，其中一株由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手植。院子绿草如荫，鲜花盛开，宁静而肃穆。

走进展厅，展览内容按时间顺序展示了自解放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以后的照片和文字资料，许多照片和资料具有史料价值。几乎所有的照片和文字资料都强烈地带着时代的印迹，文字介绍也不同程度地带着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陪同的李先生大约五十多岁，曾经在大寨上小学和中学，也曾在虎头山上植树造林。因为是当地人的缘故，他一边领着我们参观，一边讲述着大寨过去的人和事。

陈永贵并不是本地人，少年时代随父亲逃荒到大寨。父亲自缢身亡后，陈永贵在一个地主家当长工。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活的陈永贵所受的委屈可想而知，也塑造了他不甘人后的性格。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在昔阳县展开“拉锯战”。日本人为了自己的统治，建立起“维持会”，而八路军则开展“反维持”。当时二十多岁的陈永贵或许是有一定能力和影响的缘故，被安排在“维持会”任职。1943年，陈永贵被八路军抓走，关了一年时间，几乎丢掉性命。他被释放后，立即辞去在“维持会”中的任职转而帮助八路军工作。土改中，他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带领农民分了地主的田地。1946年陈永贵加入中共，并在老支书主动让贤后成为大寨村支部书记。面对大寨的自然状况，陈永贵带领大寨村58个男劳力治山治坡造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被上级部门肯定和表扬。后来，他的事迹被中央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从此，陈永贵成为典型。他曾当选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于1980年8月辞去副总理职务。辞去职务后一直在北京闲居，后向中央申请工作担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1986年3月，陈永贵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当年4月4日，他的骨灰运回大寨安葬，享年71岁。在“文革”结束后，陈永贵虽然仍身兼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从顶峰走下坡路。1979年3月19日，陈永贵的家乡报纸《山西日报》刊文首次对“农业学大寨”提出质疑，而就在同一天，陈永贵在昔阳县主持昔阳第七次党代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临时改变大会日程提出为已经逝世两年半的毛泽东主席和逝世三年半的周恩来总理默哀。中共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变成了追悼会。陈永贵的这一举动似乎在为“农业学大寨”运动送葬。或许，从那一天起，陈永贵已然死去。

从大寨展览馆出来之后，拾级而上，经过228级台阶，就到了陈永贵墓所在的位置。墓前立有墓碑，上书“陈永贵之墓”，碑后刻着陈永贵的生平。墓的左侧百米处立有郭沫若纪念碑，纪念碑于1992年11月16日郭沫若诞辰100周年所立。据说，郭沫若逝世后，他的部分骨灰撒在虎头山上。陈永贵墓的右侧不远处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叶剑英书元帅书写的“虎头山”三个大字。

从虎头山上望出去，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昔阳县城，大寨村也可以一览无余。我希望能够看见“狼窝掌”，却被郁郁葱葱的森林遮住了视线；我还希望能够看见“七沟八梁一面坡”，也被茂密的树林挡去了视线。

天空依旧阴沉着，空气中已经能够闻见雨的味道。虎头山上静静的，除了不多的游客外，只有风吹树叶发出的声响。

我们一行沿着碎石铺就的山路向山下走去。在山下的公路边，除了一些商户在出售商品外，还有一个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上停放着多辆旅游巴士和轿车。

沿着下山道路进入大寨村中，大寨和如今许多旅游景点一样有着众多的旅游商店、饭店以及民宿。在李先生的指引下，我们到了大寨的老街道上。抬头望去，一排排的旧窑洞依旧整齐地排列在那里，似乎在讲述着大寨过去的故事。

我原本打算参观一下陈永贵的故居，不巧的是，陈家老宅的门上挂着“内部整修，暂停开放”的牌子。陈家的隔壁是著名的“大寨铁姑娘”宋立英的家。我轻轻地走进宋家的院子，打量着一孔孔的窑洞。我没有去打扰老人，在向老人居住的窑洞投去敬佩的一瞥后轻轻地从院子里退出。李先生告诉我，郭凤莲现在也住在村子里，只是她已不住在老宅里，而是搬去了新居。大寨村民的新居紧挨着老街，基本上是砖混结构和二层小楼。

郭凤莲如今是大寨的名片。1964年，只有17岁的郭凤莲成为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在她带领的22名队员中，最大的不过18岁，最小的只有14岁。就在一场罕见的洪水冲毁了大寨的田地和房屋后，这些“铁姑娘”和大寨的男人们一起承受着灾难和繁重的劳动，以她们的精神和劳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为郭凤莲带来了声誉和光环。当“农业学大寨”运动销声匿迹之后，郭凤莲也曾消失在公众视野中长达十多年时间。1991年11月，郭凤莲在群众的拥护下再次当选大寨村书记，这一年她45岁。郭凤莲重又带领大寨进行二次创业，并以成绩赢得了尊重与敬佩。如今，七十一岁的郭凤莲已经退休。李先生介绍，郭凤莲喜欢跳舞，也喜欢喝酒和打麻将。曾经身上有着炫目光环的郭凤莲终于回归了她本真的生活。

时至中午，我们进入一家农家院中就餐。在我们的提议下，饭店的主人将饭桌摆在了院子中央。我们坐在农家院中吃了一顿具有昔阳特色的丰盛午餐。就在我们大口朵颐的时候，天空中开始飘下雨丝，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我们一起谈论山西，谈论昔阳，但谈论最多的还是大寨。吃完午饭，我徜徉在大寨的街道上，尽管细雨染湿了头发，但却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兴致。

大寨街道的两旁停放着许多来自外地的小汽车，饭馆和商店的主人们热情地招呼着客人。语气朴实，模样真诚，没有过份商业化的浮躁和渲染，流露着黄土高原上农民的本真。

抬眼望去，那些带着时代印迹的标语并没有褪色，那些从辉煌时代走来的大寨民众的脚步依然务实有力。

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在1934年所写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里面有着这样的文字：“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不乏民族“脊梁”的，也是不缺“精神”的。大寨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尽管大寨被打上了太多那个特定时代的印迹，但是，今天大寨人的身体里仍然流动着一种精神之气。据随行的李先生介绍，洗净铅华的大寨和其他许多中国农村不同之处就在于：民风依旧纯朴，没有黑恶势力，没有吸毒和赌博，也很少有败坏乡规民约的事情发生。

雨依旧下着，虎头山被笼罩在一片雨雾之中。我望着这个从一个普通的山村被请上神坛又从神坛上滑落并最终回归本真的村落，心中感慨不已：如果没有五十年前伟人的号召，大寨会是什么样子？陈永贵和郭凤莲又会是什么样子？

一切的假设都只能是假设，历史就是这样，只能思考、总结和回味，却没有办法重来。

雨渐渐大了，我们一行在雨中踏上归程。当汽车即将转过写有“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墙的时候，我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虎头山，投向大寨。我想对大寨说点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时。就这样，我在无语中和大寨告别。大寨终于消失在细雨朦胧之中，大寨终于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大寨，我对你说些什么呢？    

201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