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人的云冈石窟

作者：肖江  文章来源：http://blog.sina.com.cn/xiaojiang

和云冈石窟相比，承载着云冈石窟的武周山实在没有什么名气。换一句话说，假如没有云冈石窟，武周山只能算一座荒山秃岭。然而，云冈石窟就在这座荒山秃领的南麓，已经存在1500多年，并且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历史遗存。它是佛教东传中国后第一次由一个少数民族——鲜卑族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雕凿而成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让世人惊叹，鲜卑人让今人叹服。

云冈石窟依武周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2001年12月1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虽然是第一次到访云冈石窟，但对于它我并不陌生。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以及文学作品和旅游杂志上，我一次又一次和云冈石窟邂逅。在一次次感叹之后，当我走到它身边的时候，再一次为其弘大的气势以及精美绝伦的雕像而惊叹。尽管经过1500多年的风雨洗礼和人为破坏，石窟的宏伟气势以及精美仍然有迹可寻，实在让我叹为观止。

从早期石窟的劲健、浑厚和质朴，到中期石窟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再到晚期石窟的清新典雅“秀骨清像”，无不体现了北魏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也讲述着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演变。

沿着石窟前的道路慢慢走去，我感受着1500多年前北魏的历史，也咀嚼着云冈石窟由盛转衰的过程。我在想，鲜卑人为何要营造如此巨大的国家工程？又是怎样的历史变故致使云冈石窟由盛转衰？在北魏时期被称为平城的大同，在1500年前，鲜卑人在完成了这一巨大的佛教工程后，如何对待他们精神家园的失落？

带着诸多的疑问，在我告别云冈石窟后，开始追寻鲜卑人的足印去聆听他们1500年前豪迈和痛苦的声音。

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兴起于大兴安岭。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

魏晋后期，特别是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落趁中原混乱不堪，先后建立慕容氏诸燕、西秦、南凉、代国等国家。公元385年，拓跋部建立魏政权，史称北魏，并于公元439年统一北方。

以部落为主的鲜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却无史料证明其拥有自己的文字，在同时期的民族中，鲜卑族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民族。其建立的所谓国家实际上就是酋长们意识中的“扩大的部落”，建立起的北魏政权始终具有部落的遗习和原始人的残忍。

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鲜卑族不断南迁和中原的汉族人口广泛接触，慢慢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致使佛教和道教逐渐成为鲜卑族信仰的主流。同时北魏的政治中心的平城（今山西大同）位于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带，既距离鲜卑族过往的生活环境较近，又离汉族生活的地域也不远，从而使两种文化形成了初步的融合，特别是华夏文化对鲜卑贵族的影响更为巨大。

在汉文化（华夏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信仰佛教文化的皇帝以及皇族的带动和影响下，道教和佛教在北魏形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两大宗教。从而也导致了“宗教战争”。

佛、道二教大约于公元二世纪在中国开始萌芽。佛教最初传入时，力量微弱，曾经一度依附于道教之下，形似道教的一个分支。这种情形延续了二百多年。公元四世纪，高僧竺佛图澄得到后赵帝国君主石虎的极大尊崇，对佛教的推广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推动作用。公元五世纪（公元403年），龟兹王国高僧鸠摩罗什到达后秦帝国的首都长安，被后秦国王姚兴尊为国师。在之后的十三年中，他把后秦帝国变成佛教之国，百姓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佛信徒。鸠摩罗什将之前的佛教经典加以翻译整理，并形成体系，使佛教呈现出它的庄严面目。

而道教在公元五世纪二十年代，由著名道士寇谦之建立起结构，形成体系。北魏帝国的皇帝中拓跋焘、宰相崔洁等都是虔诚的道教徒，从而使北魏帝国成为了一个道教帝国。就连皇帝登基时，都采用道教形式，由道士祝福。

宗教信仰都具有排他性，几乎同时成长的佛、道二教也必然产生冲突。公元446年，身为道教信徒的北魏皇帝拓跋焘驻军长安，在处理杏城（属陕西黄陵）民变时，在佛寺中发现武器，以此为借口，他以佛教徒谋反的罪名，在全国捕杀和尚尼姑，不分年龄和男女老幼，并焚毁所有的寺院。这场屠杀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之祸”之一。不过，拓跋焘的禁佛并不能彻底消灭佛教。拓跋焘的孙儿拓跋浚信奉佛教，公元452年，拓跋浚即位后，佛教即行复兴。截止到拓跋浚即位时，灭佛运动持续约六年时间。

或许正是灭佛运动促使了后来的佛教复兴以及云冈石窟的凿建。在公元452年后佛教复兴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象在魏帝国的版图中，佛教是怎样的一种复兴景象。身处平城（大同）的信仰佛教的鲜卑贵族们在被压制数年之后，他们的信心和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他们的内心甚至是报复性的，同时也汲取了几年前寺院庙宇被焚毁的教训，他们在距平城不远的云冈武周山南麓开始大规模凿窟造像。从某种程度上说，云冈石窟的凿窟造像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这才有了云冈石窟这一伟大的历史遗迹的存在。

关于云冈石窟的开凿时间，通常说法是公元460年，也有公元453年之说。我个人以为两者都有其道理。云冈石窟工程如此巨大，在当时的人力和物力情况下，进行必要的准备是必须的。关于石窟的正式开凿我认同公元460年的说法，公元453年开始的应该是勘址以及筹划设计等工作。

以公元460年始，至公元493年拓跋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规模的国家营造洞窟的行为即告终止，而民间的凿窟行为仍然持续，一直到公元524年完全终止。

公元471年9月，北魏第七任皇帝拓跋宏即位——即孝文帝。孝文帝是北魏七代皇帝中第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君主。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纯华夏化的教育。孝文帝对华夏文化的崇拜几乎到了盲目和全盘继承的程度，对本民族的文化则是自惭形秽和全盘否定。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孝文帝试图改革和全盘华夏化的思想在鲜卑人占多数的平城（山西大同）几乎寸步难行，不仅遭受到鲜卑贵族的反对，也受到了大臣的强烈反对。他希望迁都到距平城六百公里外的洛阳，但他知道如果采取议政的方式肯定行不通。尽管他的弟弟拓跋勰亲王在他的逼迫下不得不协助他，但是，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孝文帝仍然是弱小的。为了达到迁都的目的，孝文帝采取“欺诈”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元493年，他宣称要攻打南齐帝国并以此动员南征，他亲率三十万大军从平城出发。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对于已经建国一百零七年的北魏贵族来说是恐惧和胆怯的。鲜卑祖先身上曾经的金戈铁马的豪气经过一百多年和平生活的侵淫，在此时的鲜卑身上已经所剩无几。更何况在佛教盛行的年代，更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至于南方的敌人以及扩张疆土等早已不在他们的政治和生活辞典之中。

孝文帝（拓跋宏）亲率大军到达洛阳后，恰遇连绵大雨，导致士气更加低落。拓跋宏恰恰选择了天降大雨的日子率军出征。身边的亲王和大臣苦苦请求取消出征。拓跋宏开始时严辞拒绝，后来表示让步。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条件就是迁都洛阳。亲王大臣反对迁都更反对南征。在两害取其轻的情况下，勉强同意迁都。

迁都只是孝文帝全面华夏化的第一步，紧接着他又采取了一系列华夏化的措施。一、禁止穿鲜卑传统服装，改穿汉服；二、规定汉语为魏帝国的法定语言，禁止说鲜卑语。年龄三十岁以上的学习不易，准许继续使用鲜卑语，但三十岁以下的人必须使用汉语。三、取消鲜卑姓，改为汉姓。拓跋宏率先改姓“元”。四、从平城迁都洛阳的人，就成为洛阳人，死亡之后，就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五、鼓励鲜卑人和汉族通婚。

在孝文帝拓跋宏使用“欺诈”手段迁都洛阳并走上全面华夏化的措施后，可以想象，对鲜卑贵族的打击是巨大的。在鲜卑人建都平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鲜卑贵族大多已经在平城生活两、三代以上，在他们的意识中，平城就是他们的故乡，更何况他们的精神家园——云冈石窟也在平城。让这些鲜卑贵族切断和平城以及云冈石窟的精神联系无疑是痛苦甚至是致命的。这一切从史实中就可以略见一斑。当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并实行一系列改革后，反对他的声浪此起彼伏，甚至出现叛乱。公元496年8月，孝文帝出巡，皇太子元恂留守。元恂一直怀念平城，常思北归。他趁孝文帝出巡，和左右密谋出奔平城。孝文帝发现后，逼令元恂自尽。类似的叛乱还发生多起。

正是因为孝文帝的迁都以及孝文帝强力打击鲜卑贵族的北归念头，致使平城陷入废弛的境地，而主要由皇家和贵族发起的凿窟造像运动也终于走到尽头。尽管云冈石窟的凿窟造像行为在孝文帝迁都之后仍在进行，但是，从所凿石窟的规模和水平来看，云冈石窟已经从鼎盛期走向衰落。毕竟民间的凿窟造像活动受到人力、财力和物力等多方面的限制。

我之所以将云冈石窟喻为鲜卑族的精神家园，自有其佐证。

孝文帝拓跋宏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北魏皇帝。他对鲜卑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特性与文化以及精神的关系洞若观火，这一切从他迁都之后的举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即开凿洛阳龙门石窟。此举必定是为了从精神层面安抚迁都洛阳的鲜卑贵族们。孝文帝希望通过龙门石窟的凿建，为鲜卑贵族营造一个新的精神家园，从而达到稳定国家和政治的目的。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鲜卑人在迁都洛阳后能够再有100年生存和发展的时间，那么，鲜卑人就可能成为中原地区最早完全融入华夏民族的少数民族之一。只可惜，由于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叠加，北魏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大约在迁都洛阳39年后（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并走向灭亡。

一个王朝消亡了，一个伟大的世纪工程也从此荒废。在1500多年的风雨中，那些气势恢宏的佛像目睹着王朝更替和天下兴亡，俯瞰着芸芸众生和风云人物。如果它们也有思想，它们会想些什么？

徜徉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那些自以为伟大的帝王们一个个被岁月淹没了，今天的人们可能记不住他们中的几个。但是，却有一些伟大的历史遗迹被世代的百姓们牢记着。在这些被记住的名字中一定有云冈石窟。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万岁”的不是营造云冈石窟的帝王，而是云冈石窟本身。

在历史长河中泛舟，那些激起的浪花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也值得今天的我们为鉴。

云冈石窟已经在历史的岁月中流连了1500多年，它还将继续行走在历史的漫漫长路上，给后来人鉴赏，给后来人仰慕，给后来人带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