殒于瘟疫的“建安”才子

作者：肖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活跃着这样一个文人群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每一个人都才华横溢，星光闪烁；他们用自己的诗文书写了一个时代，也创造了一个时代；他们的存在让那个四分五裂、刀光剑影、波谲云诡的时代弥散着才情与诗意的氤氲。他们就是彪炳中国文学史的“建安七子”。

之所以被称为“建安七子”是因为他们均光耀在汉代建安年间（公元196年—220年），他们的才情共同点亮了建安时代，因此，他们被后人称为“建安七子”。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虽是汉献帝的年号，但政治大权却掌握在曹操手上。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形成的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而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七个著名文人则形成了著名的“建安七子”。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又因他们都居住邺中（今河南安阳），亦称他们为“邺中七子”。

“建安七子”与后来的“竹林七贤”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彼此的处世态度却截然不同。“建安七子”中几乎每个人都选择了和曹操合作，虽然孔融因与曹操政见不同被杀外，其余六人都与曹操有着很好的合作；而“竹林七贤”却选择完全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态度。尽管后来“七贤”中有两人走出竹林入仕做官，但他们与“建安七子”的处事风格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建安七子”之称源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建安七子”对于中国的散文、诗、赋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安七子”与“三曹”共同构成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文学巅峰。

在“七子”中，孔融的命运是令人叹息的。孔融又称“孔北海”，其作为孔子的后人，“孔融让梨”的故事家喻户晓。孔融在“建安七子”中年辈较高，其少有异才，且勤奋好学；他生性疏放，好结宾客，喜评议时政且言辞激烈，终因触怒丞相曹操而被杀。

陈琳和孔融年龄相仿。曹操久慕其名，他初期并没有和曹操合作，其被曹军俘获后，曹操视其大才不咎既往，给予重用。陈琳的文章为曹操欣赏，往往他的文章写完之后，曹操一字不删不增，由此可见其文章功力。

王粲的作品情调悲凉，反映现实中民众的生活以及社会动乱给民众带来的疾苦。在“建安七子”中，其文学成就居“七子”之首。

徐干，既是文学家、诗人，也是哲学家。其一生以“清玄体道”著称。在文学方面，以诗、赋、散文见长。他曾两次拒绝曹操的邀请以病辞官，后又主动出山应仕。

阮瑀的成就在其章表书记。阮瑀年轻时曾师从蔡邕，蔡邕称其为“奇才”。阮瑀的音乐修养极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名人，位列“竹林七贤”之中。

应玚擅长写赋，诗歌也很见长，曾任曹丕将军府中的文学员。

刘祯博学多才，在诗歌上的成就更为突出，尤善五言律诗，与曹植其名，被称为“曹刘”。

在“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为曹操所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去世外，其余“五子”卒年如下：

陈琳卒于建安二十二年；

徐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

应玚卒于建安二十二年；

刘祯卒于建安二十二年；

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

为何他们都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原来，他们都因一场大瘟疫——丁酉大疫而殒命。尽管后人对王粲之死存有疑问，但当时的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北还途中因病去世，一般都猜测他殒于这场瘟疫。

丁酉大疫，发生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这场瘟疫传播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从北至南，几无幸免之地，史称“丁酉大疫”。在曹植的《说疫论》一文中可窥一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从此文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当时疫情之惨烈。

正是这场大疫致使当时“建安七子”中仅存五子的生命在这一年全部被划上句号。一千八百年后的今天，每当我想起那场大疫中殒命的才子们，心中仍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悲哀。我猜想，如果“建安七子”中的五子能够避开那场大疫，中华文学宝库中一定会拥有更多他们的精神产品，华夏民族的后人们可以更多地通过阅读他们充满才思的作品,领略那个时代的文学和诗歌之美！可惜的是，他们的才华和才思都在那一场大疫中化为烟尘，“建安七子”的身影从此只留存在历史的浩渺之中。

一千八百零五年后的今天，身处疫情中的我再次想起了“丁酉大疫”中的才子们。在惋惜之余，也不禁生出疑问：为何五子全部殒于疫情？是巧合吗？根据史书的描述，我丝毫不怀疑那场大疫造成的惨烈状况，特别是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更甚。但“五子”基本上都属于锦衣玉食阶层，为何都没有避开瘟疫的侵袭和伤害？

由此，我想起了1917年身处湖南长沙的青年毛泽东。这一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在文中，他号召中国年轻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指出：“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毛泽东写作这篇雄文的背景就是，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后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文人大都因为身体羸弱，疾病缠身，英年早逝者数不胜数。追昔抚今，让毛泽东找到了中国文人体质上的缺陷。正是源于这样的认识，才使毛泽东发出了“野蛮其体魄”的呐喊。

由此，我也猜想，“建安七子”中“五子”的殒命，虽与大疫有关，但更多的可能性与其体质羸弱有关。正是因为体质羸弱，免疫力较差才最终导致“建安七子”仅存的“五子”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中无一幸免。

亘亘星河，悠悠千年。历史不能假设，只能在岁月和经验教训中加以总结。

一千八百多年后，当我诵读“建安七子”神思的文字和华美精辟的辞句时，胸中激荡起的遗憾仍然不时冲撞内心。

在静美的夏夜里，我自由地行走在穹窿之下，抬眼望去，星汉灿烂。我知道，在璀璨的星河中，那些最亮的星辰属于他们——“建安七子”。